二、皖南事變的難解之謎
對於皖南事變這樣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黨關係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學術界，特別是黨史、軍史學術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之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歷史的塵封不可能一一拂盡，因而，迄今為止，仍然留下許多待解難解之謎，尚需學術界繼續不斷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討。
謎之一：走什麼路線最為安全？
新四軍選擇南下皖南事變前，皖南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為一帶。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敵佔區。向東是由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蘇南之敵佔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敵、頑的交錯防區。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寧國、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從皖南事變事後的結果來看，新四軍所選擇的北上路線與北上時間是最壞的。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也有人認為是在對向東、向北和向南路線作出比較後作出的在當時看來是最佳選擇的路線。
有學者據此認為“部隊最後確定的北移路線，並不失為一種有利選擇，它並非是一條自投羅網的自殺路線。有誰能保證說由涇縣往北在銅陵、繁昌間北渡，或向東去蘇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無事或較少犧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話奇冤——新四軍與皖南事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筆者認為，鑒於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本性，鑒於國民黨有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科，鑒於黃橋戰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掃蕩、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在作戰中的傑出表現和實力的顯現，蔣介石發動內戰與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這種內戰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可以移易，但是，筆者還認為，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只具有一維性，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全軍覆沒；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這是永遠也無法揭開的謎——因為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永遠只能是猜測。
謎之二：項英為何一再推遲皖南新四軍部隊北上日期？
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向華中。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至黃河以北，並要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指示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頁。)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一、軍部移動到銅陵、繁昌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為沿江接應。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要軍部從速北移，指出“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2日，毛澤東又再次致電耐心說服項英，說明北移理由，要皖南軍部“絕對不要遲延。”10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要葉挺儘快渡江，以速為好。10月25日，毛澤東又向項英等人轉發了周恩來“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的意見。以後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復催促項英儘快北移，或在情況有所變化、項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給予鼓勵，或給予嚴厲的批評，其目的都是為了要項英北移，但對於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或直接拒絕之，或婉言拒絕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分委會議，決定於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軍被圍而聚殲，使革命隊伍遭受慘重損失。對於項英遲遲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抵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強調皖南特殊等。有人認為，僅僅作這種分析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要“進入人物的心態”來進行研究。那麼，項英當時的心態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紙只字，也不見有人聽到項英的任何流露，儘管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和揣測，但不能作為信史，項英其時最真實的心態恐怕這實在是永遠也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謎之三：項英究竟有沒有一個“三山計劃”？
這是關係到新四軍北上抗日為什麼選擇南下茂林的問題而遭到國民黨部隊圍剿的問題。1940年4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問到：“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遊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4月9日，項英收到毛澤東來電，當天立即回電，報告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說：“向南，為黃山、天目山、純石山，人少糧缺；靠江，則須經過敵友之間，極不利；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北桂軍已密布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衝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處在敵友夾擊，地區狹小。只有在廣德、寧國一帶堅持，繼續戰鬥。”(《新四軍·文獻》(一)，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可見，最後決定繞道的路線時，項英是作了遇到襲擊時堅持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堅持戰鬥的準備的，並且主要是考慮了新四軍各部隊善於在山區地形進行作戰的因素的。只不過在北上的實際過程中，由於他對蔣介石等的反動本性認識不足，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不充分，故在皖南事變中遇到襲擊時，還等不到我軍到達廣德、寧國一帶就被圍殲，連他本人也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那麼，項英為什麼要率領皖南新四軍部隊向南而北上呢？這裡的關鍵是：有人說項英有一個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認為與新四軍大部分部隊缺乏在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對所謂“友軍”進行集團作戰的經驗有關。究竟事實是怎樣的，這個謎尚待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