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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KEROROGUNSO8 於 24-2-2008 15:55 發表不知道大家對1937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曾於1942年發生過一場皖南事變，就是這場皖南事變，使國共兩軍大傷元氣，削弱了自己對抗日軍的實力，亦間接令日軍得以再重整軍力，使中國軍隊更陷入苦戰，要到1945年美軍加 ...

1940年發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國民黨頑固派在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決定北撤到長江以北蘇皖敵後地區時精心策劃的聚殲新四軍部隊於涇縣茂林地區的一個極其險惡的反動陰謀，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所發動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重心由華北轉到華中。先是命令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全部開到長江以南指定的狹小地區，企圖割斷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繫，便於各個擊破。在中共中央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鬥爭以後，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發出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全部開到災情、敵情並重的黃河以北，欲陷八路軍、新四軍於絕境，並調兵遣將，在皖南集中了7個師8萬餘人的大軍，以上官雲相為總指揮，採取前堵後追、兩翼夾擊的部署，伺機圍殲勢孤力單的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9000餘人，為顧全團結抗戰大局，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下，從皖南涇縣雲嶺及其附近地區出發，準備繞道茂林、三溪、寧國、郎溪，到江蘇省溧陽待機渡江北移。1月6日，蔣介石得知新四軍開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戰區“採取行動”。第3戰區於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團軍“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7日拂曉，當新四軍北移部隊行至涇縣茂林以東山區時，即遭到國民黨軍層層堵截和進攻。新四軍指戰員在軍長葉挺的指揮下，被迫奮起自衛，浴血苦戰8晝夜，到1月14日，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餘分別被打散、被俘或犧牲。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14日下午走出隱蔽處準備同國民黨軍談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在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的蜜蜂洞隱蔽時於3月12日夜遭叛徒殺害。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命令和談話，反侮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法審判”。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出馬，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的所謂“訓令”，從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頂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全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毛澤東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於恢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軍軍部。談話提出了嚴懲禍首、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等12條解決皖南事變辦法。周恩來在重慶除同國民黨當局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外，並運用各種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海外僑胞和國際進步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國內各小黨派和中間勢力對蔣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國人民中的聲望。在軍事上，儘管新四軍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齊電”限令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的陰謀化為泡影。而皖南事變後不久新四軍軍部的重建，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新四軍從此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蔣介石妄圖通過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來達到取消新四軍的陰謀也徹底破產。

　　對於皖南事變這樣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黨關係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學術界，特別是黨史、軍史學術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之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歷史的塵封不可能一一拂盡，因而，迄今為止，仍然留下許多待解難解之謎，尚需學術界繼續不斷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討。

　　新四軍選擇南下皖南事變前，皖南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為一帶。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敵佔區。向東是由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蘇南之敵佔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敵、頑的交錯防區。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寧國、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從皖南事變事後的結果來看，新四軍所選擇的北上路線與北上時間是最壞的。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也有人認為是在對向東、向北和向南路線作出比較後作出的在當時看來是最佳選擇的路線。

　　有學者據此認為“部隊最後確定的北移路線，並不失為一種有利選擇，它並非是一條自投羅網的自殺路線。有誰能保證說由涇縣往北在銅陵、繁昌間北渡，或向東去蘇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無事或較少犧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話奇冤——新四軍與皖南事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筆者認為，鑒於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本性，鑒於國民黨有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科，鑒於黃橋戰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掃蕩、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在作戰中的傑出表現和實力的顯現，蔣介石發動內戰與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這種內戰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可以移易，但是，筆者還認為，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只具有一維性，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全軍覆沒；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這是永遠也無法揭開的謎——因為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永遠只能是猜測。

　　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向華中。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至黃河以北，並要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指示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頁。)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一、軍部移動到銅陵、繁昌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為沿江接應。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要軍部從速北移，指出“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2日，毛澤東又再次致電耐心說服項英，說明北移理由，要皖南軍部“絕對不要遲延。”10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要葉挺儘快渡江，以速為好。10月25日，毛澤東又向項英等人轉發了周恩來“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的意見。以後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復催促項英儘快北移，或在情況有所變化、項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給予鼓勵，或給予嚴厲的批評，其目的都是為了要項英北移，但對於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或直接拒絕之，或婉言拒絕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分委會議，決定於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軍被圍而聚殲，使革命隊伍遭受慘重損失。對於項英遲遲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抵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強調皖南特殊等。有人認為，僅僅作這種分析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要“進入人物的心態”來進行研究。那麼，項英當時的心態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紙只字，也不見有人聽到項英的任何流露，儘管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和揣測，但不能作為信史，項英其時最真實的心態恐怕這實在是永遠也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這是關係到新四軍北上抗日為什麼選擇南下茂林的問題而遭到國民黨部隊圍剿的問題。1940年4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問到：“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遊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4月9日，項英收到毛澤東來電，當天立即回電，報告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說：“向南，為黃山、天目山、純石山，人少糧缺；靠江，則須經過敵友之間，極不利；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北桂軍已密布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衝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處在敵友夾擊，地區狹小。只有在廣德、寧國一帶堅持，繼續戰鬥。”(《新四軍·文獻》(一)，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可見，最後決定繞道的路線時，項英是作了遇到襲擊時堅持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堅持戰鬥的準備的，並且主要是考慮了新四軍各部隊善於在山區地形進行作戰的因素的。只不過在北上的實際過程中，由於他對蔣介石等的反動本性認識不足，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不充分，故在皖南事變中遇到襲擊時，還等不到我軍到達廣德、寧國一帶就被圍殲，連他本人也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那麼，項英為什麼要率領皖南新四軍部隊向南而北上呢？這裡的關鍵是：有人說項英有一個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認為與新四軍大部分部隊缺乏在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對所謂“友軍”進行集團作戰的經驗有關。究竟事實是怎樣的，這個謎尚待解決。

　　新四軍北移出發這條路線，是經12月28日新四軍軍委會反復討論決定的，當時確認這條路線是一條較少犧牲的路線，但是1月4日部隊出發時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發的具體時間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路滑難行，這就給部隊行軍從一開始帶來了困難。二是大部隊於5日拂曉到達章家渡時，因青弋江水陡漲，在通過章家渡浮橋時，因過於擁擠，僅過千餘人，浮橋即被折斷，部隊被迫涉水過河，延長了渡河時間，加之由於是隆冬季節，很多人衣服濕透，造成了部隊的疲憊。三是由於初出雲嶺等地不利，部隊被迫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加以修整，這樣就給了頑軍形成緊密包圍圈的時間，使北移隊伍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未能在合圍之前衝出去。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作為全軍行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那樣的重大行動前沒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種種的預案，使部隊從一開始就陷入行軍的困難之中。為什麼部隊出發不選擇在白天？為什麼不考慮連日降雨青已經弋江漲水而採取加固浮橋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長渡河時間？為什麼一定要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這個謎至今也不見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時，編隊序列為三路縱隊，南下茂林時，第一縱隊為左路縱隊，第二縱隊為中路縱隊，第三縱隊為右路縱隊。1941年1月5日，各路縱隊先後到達茂林一帶。1月6日晨，新四軍第二縱隊老三團三營派出一個排向高壇方向警戒。7時許遭國民黨40師120團搜索部隊襲擊。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的第一槍打響了。同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開了新四軍各路縱隊領導幹部的軍事會議，史稱“潘村會議”。會議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形成了決定：“以一縱隊全部出球嶺(注：亦作求嶺)；二縱隊四個營(注：實為三個營)出丕嶺，二個營出博刀嶺(注：又名縛刀嶺)；三縱隊(注：欠五團)出高嶺，五團為全軍後衛，隨二縱隊行動。並決定戰鬥分三個步驟：各部於6日黃昏開始行動，7日拂曉佔領各嶺，正午前會攻星潭；攻下星潭後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師師部。”(《皖南事變資料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頁。)

　　皖南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有未成功，不僅關係到皖南事變中的一個重要的史實問題，而且還涉及到新四軍在事變發生後是否貽誤了突出重圍的有利時機，更牽涉到項英到底負有多大責任的問題。對此，學術界一直爭論不斷：一種觀點認為，新四軍沒有攻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當時突圍時機已經喪失，兩側部隊未能合圍星潭，星潭一帶地形不利，突圍部隊缺乏足夠火力，缺乏強大預備隊，星潭守敵40師裝備精良，文字記錄史料中找不到攻剋星潭的證據等。涇縣黨史辦曾於1984年和1986年兩次召集星潭村了解當時戰鬥情況的老人座談，這些老人們回憶新四軍確未打進星潭村。另一種觀點認為，新四軍部隊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證據是幾位新四軍老同志的回憶材料，還有時任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少將參謀處長岳星明的談話材料。這兩種觀點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沒有打下，如果沒有最確鑿的材料發現，這個謎底恐怕已經很難揭開了。

　　關於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突圍出來的人數，學術界持論不一。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認為：“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犧牲。”由馬洪武、童志強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軍發展史》認為，“在皖南事變中突圍歸隊的新四軍指戰員，總數應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認為“新四軍突圍人數為1300人。”新四軍指戰員的突圍人數，十分精確的數位已經永遠是個謎了，但概數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約2000人，還是2000餘人，尚需學術界繼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