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項不那麼文明的交戰慣例是：戰勝的一方將戰敗一方陣亡者的屍體堆積在大路兩側，覆土夯實，形成一個個大金字塔形的土堆，號為“京觀”或“武軍”，用以誇耀武功。
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慣例。公元前597年楚軍在邲（今河南武陟東南）戰勝晉軍，這是一個空前的大勝仗，大臣潘黨建議將晉軍陣亡者的屍體堆築為“京觀”，說：“我聽說打敗敵軍後．要留下紀念物給子孫，使他們不忘武功。”而楚莊王卻說：“武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國家用武是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做到了這7件才可以使子孫不要忘記武功。現在我使兩國子弟暴屍野外，是殘暴；出動軍隊威嚇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晉國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這場戰爭違背民眾意願，不能說安民；自己無德還和諸侯征戰，何以和眾；讓別國混亂以為自己的榮耀，也不豐財。7項武德我一項都沒有，怎麼能夠讓子孫紀念？而且古代聖王是討伐不敬者，將罪大惡極者築為京觀，是用這種最重的懲罰來警告壞蛋。這場戰役中的陣亡者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君盡忠，怎麼能夠將他們築為京觀？”下令將晉軍陣亡者妥善埋葬。
從以上這段《左傳》的記載來看，當時習慣都將戰敗一方陣亡者築為京觀，而楚莊王另行解釋了築京觀的意義，《左傳》的作者顯然是贊同楚莊王的說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關京觀的記載，並以楚莊王的這段話來批判將普通陣亡者屍體修築京觀的行為。
在《史記》中這樣的記載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軍攻下他少年時曾居住過的邯鄲後，就下令將曾經欺侮過他的人全部“坑殺”，又“坑”460多個對他有怨言的儒生。而項羽也曾“坑殺”襄城守軍，“坑殺”新安的20多萬秦軍戰俘。
後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這個傳統，比如《漢書》記載王莽篡漢時將反對他的劉信、翟義、趙明、霍鴻等人及其親屬全部“坑殺”，但該書所載的王莽關於誅殺這些人的詔書中，明明白白地寫著是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堆土，築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觀，上面再樹6尺高的旗杆，寫上“反虜逆賊”。可見“坑”或京觀、武軍實際是一回事，都是指將屍體堆積封土，只是史學家認為是合乎楚莊王所言的懲治罪大惡極者標准的、或者至少是將陣亡的敵軍屍體堆積封土的就稱為“京觀”；而認為根本是濫殺無辜、或者是屠殺戰俘後將屍體堆積封土的就稱之為“坑”。
見於史籍的這種“京觀”記載很多。
比如418年夏國進攻關中地區，將東晉軍隊陣亡士兵的首級堆積為京觀，號“骷髏台”。
隋煬帝征高句麗失敗，高句麗國將隋軍陣亡者屍體築為京觀，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句麗交涉，拆毀京觀，收拾隋軍骸骨，祭而葬之。
784年軍閥李希烈叛軍進攻蘄春，被李皋打敗，“斬首萬級，封屍為京觀”。
936年遼國幫助軍閥石敬塘消滅後唐政權，將後唐皇室成員以及唐軍將士屍體都埋在汾河岸邊，“以為京觀”。
986年遼軍在莫州打敗宋軍，將宋軍屍體築京觀。
1410年明朝大將張輔進攻安南，擊敗安南軍隊，殺死2000多名戰俘“築京觀”。
有關“坑”的記載就更是史不絕書，幾乎每個朝代都有。
比如《後漢書袁紹傳》記載200年曹操與袁紹軍在官渡決戰，曹操險勝，將一支被迫投降的袁軍部隊“盡坑之”。而《三國志·魏本紀》就不提這事
258年司馬昭攻破諸葛誕盤踞的壽春城，俘獲東吳援軍，有人建議說這批吳軍士兵不會真心歸降，應“坑”之。司馬昭沒有同意，只是將這批俘虜遷離邊境地區。可見當時仍然習慣對於用不著的俘虜都“坑”殺。
《晉書·載記》所記載的十六國大亂時期，有關“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余”。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余人，平陽街巷為之空”。320年石虎擊敗前趙劉曜，“坑士卒一萬六千”。321年石勒“坑”晉軍曹嶷部的降卒3萬人。349年石虎死後，幾個兒子爭奪帝位，小兒子石衝戰敗，“坑其士卒三萬余人”。還有大量將戰敗方戰俘“盡坑之”的記載。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呂隆占據的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准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衢路”。可見該書的“坑”記載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
唐太宗征高句麗時，“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
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贊賞。但是《宋史·田況傳》的評論認為，田況就是因為坑殺降卒，導致“無後”。
《明史》記載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殺敵軍俘虜，徐達阻止不及，以後徐達得以為全軍統帥。
真正把這個傳統的交戰慣例停止使用的，倒是現在有些“民族主義”者很仇視的滿清。清朝入關後，不再有這樣的舉動，屠殺結束後就地掩埋屍體，不再堆起來嚇唬人。於是“京觀”和“坑”才不見於史籍的記載。而一般人則望文生義的把“坑”按照活埋來使用——這在過去也有過，但比較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