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善先生訪談錄
我於民國九年出生於廣東增城。增城位於廣州東北，在東莞的正北邊，是農業城鎮，出產米與荔枝。增城荔枝，古今聞名，曾是上貢極品，現在暢銷國內外。交通有火車、汽車、渡輪及輪船（沿增江通往廣州），相當方便。我家世居增城，父親經商，作米、糖、麥及銀鋪，家境很好。小學是在老家讀的，後到廣州讀私立教忠中學，那是汪精衛的外甥沈鬆創辦的。二十七年日本人快打到廣州時，我們一家人搬到香港，而我則跟著教忠中學撤到澳門繼續讀書。不久，中央陸軍官校到澳門招生，我已是高三的學生，由於父親反對我去當兵，我私下向叔伯要了點錢，偷偷地與一些同學去報考，那次錄取了港澳學生兩百多人。
胡：民國二十八年汪精衛已與日本合作了，以沈鬆與汪的關係當教忠中學校長，他還反日嗎？
寶：是的，沒影響，不過我們要撤往澳門時，他就離開了，由他妹妹——沈芷芳接管。
胡：學校搬到澳門後，仍繼續抗日嗎？
寶：是的。事實上，汪精衛成立偽政府一事到現在還是個謎。
胡：是的，汪精衛也可說自己始終說他是忠於中華民國的。軍校在澳門招生，由何人負責？
寶：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不過都是中央派人來招考的。
爲了避開淪陷區，我們軍校師生先搭船到廣州灣湛江市，然後開始步行，沿江或溪谷，翻山越嶺，一路往北走，經廣西桂林，到貴州，交通非常不便，走了兩個多月，才到貴州獨山。
我們自己拾好長的大木頭來蓋營房，總共蓋了三棟。一作教室，一作學生宿舍，一作老師宿舍。我們得走五十多里路去山後扛米回來，有時肩膀不夠力，就用頭去頂，實在太累了，一邊走，一邊哭，常常反問自己？爲何要來這兒自討苦吃？但又要自己勉勵自己，國家這樣受人欺侮，我死也要撐下去！
有許多同學受不了這種苦，離開了。我要不是常常勉勵自己，怎麼能挨下那三年？我終於在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畢業。
講起這段往事，痛苦得很！這正是軍校第十七期在貴州獨山第四分校的開創情形，我屬第二十六總隊第二大隊第三隊。
胡：據我所知那時軍校第六分校在桂林李家村，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艱苦。你們分校的負責人是誰？
寶：主任韓漢英，是個中將。副主任陳聯璧。
胡：他們除當正副班主任外，還有沒有其他職務？有時是司令或軍長來兼任。
寶：沒有。
胡：除正副班主任外，校內有什麼編制？
寶：我得看看我們當時的同學錄；上有教育長陳繼承，下有政治部主任余拯，教育處處長張振鏞，步兵科科長邢喆。
胡：請讓我們将你的軍分校同學錄複印一份，这是很難得的珍貴資料，恐怕在臺灣都找不到了。
寶：这是我唯一留下的東西，也是後來才印製的。本來在我們畢業時，蔣委員長給每人一把佩劍，上書「成功成仁」四個字，我卻在未成功也沒成仁的一次戰役中，連同畢業證書，一齊都丟失了（詳情後叙）。
我畢業後，分發到六十三軍，軍長是張瑞貴，渾號「生張飛」，英勇善戰，有如張飛再世。他不是黃埔出身，卻是蔣先生的嫡系部隊，駐在廣東新豐，位於潮州北面，近閩南。
那時從韶關到廣州、深圳的鐵路線都給日本人佔領了，線上及附近的重鎮當然也都淪陷。可是廣東東部潮州一帶還是由國軍堅守著。我們從貴陽穿過廣西到廣東北部，沿山區走，過梅縣（走騎田嶺），到新豐報到。
我是少尉，先當見習官半年，才正式當排長。在揭陽打過一場硬仗。我們六十三軍一八六師被調到揭陽，攻打姣婆坳與楓樹園，日本人有一個團，約一千多人，我們第一晚就打下九個據點，曲江、韶關大放爆竹慶祝。一星期後，日本人曉得我們的厲害，就搬來最厲害的武器，我們又在一個晚上失掉了十個據點。也就在那一仗，我失掉了佩劍、畢業證書等所有東西。那是非常激烈的一仗，日本人的武器很厲害，與他們都是打硬仗。
胡：那時日本在廣東華南軍區的指揮官，就是後來在臺灣自殺的安藤利吉。也是日本投降時，於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簽降書的日本臺灣總督。他先前在廣東所指揮的部隊，就有一部份是臺灣聯隊，即是日本人在臺灣接受訓練的部隊。
寶：你們這邊的指揮官大概是余漢謀吧？
胡：是的，他在曲江指揮部。我那時官階太小，見不到他的。
胡：以一個排長，當時能認識軍長，已經不錯了。
寶：我們從軍校出來的，有相當的學歷，尤其是當初招收的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生，是比較有知識的。
從曲江、揭陽撤退後，因爲我仗打得好，被調到六十三軍軍部，任命爲殺敵大隊的七十二中隊隊長，離開軍隊，到敵後淪陷區去組織民衆。我被派去增城——我的故鄉。我們組織的民衆是一般的農民，沒有正規的訓練，武器也很簡陋，遠不及正式的國軍。我們都是趁夜晚日軍守衛單薄時，騷擾他們、偷襲他們，這種游擊戰，比先前的打仗，困難多了。
胡：我是學歷史的。很多外國學者聽信中共的在大陸宣傳，說國民黨只會打正面戰場，沒打過敵後戰場，敵後的戰爭完全是共產黨打的。現在已經知道不真實了，國民黨也在山東、河北、河南、江、浙打敵後游擊戰爭的。
胡：共產黨的東江縱隊，跟你們有沒有關係？
寶：根本沒關係。
胡：抗戰時敵後游擊隊，有中央軍組織的國民黨游擊隊，有共產黨的小型游擊隊。但中央軍的武器來源比較好，因有政府軍支援，共產黨的較差。
寶：共產黨的游擊隊根本打不得仗。我們的游擊隊，集合起來，可以有幾千人，他們幾百人都找不到呀！我們白天要打，晚上也要打，他們根本不見人，不能相比。
抗戰勝利後，中央派我回老家當增城縣仙村的鄉長，造福桑梓。國共內戰發生時，六十四軍軍長黃國樑勸我棄政從軍，我又重披戎装，當了六十四軍一三一師三九一團的上尉連長。於三十五年冬北上，搭火車經鄭州、徐州到山東，在山東打了三年共產黨。
首先我在韓庄，然後到曲阜、泗水，一路打到蒙沂山區，共產黨的部隊是新四軍陳毅的部隊，我們的飛機曾把陳毅的屁股都炸爛了，竟沒炸死他。我們一路打到諸城、高密，共軍一路跑，我們一路追，追到離煙臺約二十五里地，我們正準備清剿，他們趁夜晚輕裝走山路往西逃走了，結果又往濟南方向追趕，大家繞了個大圈圈。總之，在這三年裏我們就這樣追追趕趕，卻始終打不死他們。
後來的徐蚌會戰，我是親身經歷的。我原是上尉連長，在碾庄戰役後，升爲少校營長。當我們經過徐州東邊的碾庄時，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要在此穩紮穩打，我認爲那不是個好主意，而是應該往前走，靠向徐州。我當時的軍長劉鎮湘卻說碾庄北有台兒莊，東有運河，西有八義集，較爲穩當，而徐州那一帶已有了敵人，我說我不怕，願意去打頭陣，因爲我知道我還可以打。結果他卻不贊成。
黃百韜作了這決定，軍長當然得聽他的話，我們就在碾庄停了下來。結果打了六天，部隊完全打垮了，這包括四十四軍、一百軍、二十五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及黃百韜的嫡系部隊二十五軍。我也負了傷（在耳後，用美國藥，自己醫好了），睡在指揮部，看到黃百韜由兩個兵扶持著，臉色死灰灰的，心都寒了。
這一仗敗得如此慘，是有原因的，當時守在北邊台兒莊的吳化文叛變，往下逼碾庄，我守在碾庄的北面，而該來救援的邱清泉（第五兵團）已來到八義集，卻按兵不動，送黃百韜一個電報說:「敵人頑強抵抗，無法前進，弟清泉。」共產黨很怕邱清泉的，如果他能用心去打，就可以解除第七兵團的圍。
在碾庄被圍的第五天，黃百韜跟著六十四軍向西北的微山湖突圍，走不到一里多路，黃被共黨的一個炮彈炸到腿，走不動了，他就舉槍自殺。他的確是個好漢、英雄！ 這一仗打得好慘，好可憐！ 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的軍長劉鎮湘被俘，我也負傷，逃往南京，整個部隊就這麼垮了！
胡：邱清泉後來也死了。共產黨用「個個擊破」的策略，邱被包圍，出不來，也是自殺身亡。
寶：一邊是吳化文投降，這邊是邱清泉無法前進，逼死黃百韜。然後再圍邱清泉，都是個個分化。這幾十年下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 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共產黨只要你不怕他，他就伯你。我們實在不該怕他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
我曾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記得有一次，他守我攻，我不過傷了個排長。我們仗打得很好，爲什麼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麼厲害呢？
胡：你從徐州到南京怎麼走法？
寶：那時兵荒馬亂，大家都是亂跑的，走得不對，就給共產黨的游擊隊捉去，他們有的用了國民黨的番號，見人就拉，拉去後就成了共產黨的人了。
我們都是走路的，一路上有許多像我們這種穿軍服的，大家都往南走。我們一起走的，有七個人，大家身上沒錢，一路上向老百姓要東西吃，他們只有地瓜，我們也只有吃地瓜了。
走到南京，當地的憲兵要我們去登記，我們暗地商量好，等吃過東西後就發難，與他們打起來，然後拔腿就跑，就這樣跑到上海。
胡：那你到南京後就沒再回部隊？
寶：沒有。我們如果去登記，他們會再收容我們，然後看那個部隊需要人，又把我們送到前方去，等於定了死刑，所以我們不願去登記。
胡：從南京到上海，是搭火車的？
寶：是的，搭霸王車，沒錢沒辦法呀！ 甚至有些人有錢也沒車坐，這時好多人要搭車，他們怎麼賣票呢？能走出來已經很幸運了！
李：你身體好，不然留在部隊也受不了的！
寶：我身體好，是我年輕時打下的基礎，打排球、籃球，玩單槓、木馬、游泳，什麼都來的。
陳：你從上海到廣州，怎麼走法？
寶：我們幾人到了上海，看車站上人山人海，卻沒有開往廣州的火車，我們就到站長室，要他調派列車來，他不得已打電話去其他城鎮交涉，果然開來了一列車，大家才得順利到廣州。
胡：到廣州以後呢？
寶：到廣州後，我就回老家增城，只停留幾小時就走了。停久了，共產黨會來捉人的，那時鄉下已給土共——東江支隊之類的佔了。
胡：你回廣州作什麼？
寶：沒作什麼，休息。
胡：你家裏的人都到了廣州？
寶：我父母都不在了。抗日時，我父親過世了，我想回去盡孝，軍隊叫我「移孝作忠」，沒批准。
胡：抗戰時、很多人如此，父母親過世，想回家奔喪，軍隊長官就批「移孝作忠」。
寶：打共產黨時，我母親去世了，我也沒法回去。我認爲自己是世上最不孝的人。
胡：你在廣州停留了多久？
寶：一年多。
胡：那時爲何不往香港跑？
寶：那時自己還没想清楚，還存著一線希望，希望我們終於要打垮他們的，沒想到共產黨會佔據整個大陸。
胡：共產黨進廣州時的情況如何？
寶：他们很狼狽，我在家鄉鄉下，知道國軍陳濟棠燒了珠江橋，很緊張的。
陳濟棠人很好（廣東省主席），把在香港的房子賣了很多，拿去支援海南島，你看有幾人肯這樣？因此廣東人對陳念念不忘。
胡：廣東撤退時，你爲何不跟陳濟棠去海南島？
寶：那时我已退了军籍。
胡：你過去的老長官黃國樑呢？
寶：他是當時的廣州保安司令，後來去了臺灣。
胡：那你怎不去找他？
寶：他在廣州，我在增城鄉下，直到要走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聯絡。
胡：共產黨到增城以後，你才離開增城的？
寶：我就到廣州搭快車到香港。那是三十八年底。
胡：你一人出來？還是帶家眷？
寶：我一人，我是到香港以後才結婚的。
我到香港，先去西環的金山庄，那是一家出口商，專門代理紐西蘭、澳洲及美國的一些公司在香港採購貨品。我父親有股份，我哥哥在那兒當經理，所以我到香港後，就在此棲身，雖然沒作什麼事，生活也過得去。在一九五二年結婚，一九五四年起作雜貨生意，到一九五七年生意失敗後才搬進調景嶺。
胡：你怎麼認識你太太的？
寶：有位冷雋仁先生，曾當過江蘇一個大縣的縣長，在「中國之聲」（雜誌社，爲張發奎所辦，那時在講第三勢力）當編輯，我的太太彭硯芬（已過世），她是湖南人，在上海長大的，起初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後來就說得很好。我們有五個孩子。
胡：你提到「第三勢力」，情況究竟是些什麼？以那些人爲代表？這些很重要。
寶：以張發奎爲主，其他人我忘了。他們既稱「第三」勢力，等於反臺灣，當然也反大陸，是美國支持的。
胡：不知這雜誌（中國之聲），現在能否找到？
寶：應該可以，發行了十幾二十年，一九五○年就有了。
胡：張發奎在離開大陸時，在香港都作些什麼的？
寶：日本戰敗時，他代表中華民國來接收香港。抗戰時，他是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駐柳州。從大陸撤退時，他跑到香港來，沒去臺灣。後來蔣先生逝世時，他到臺灣，臺灣當局不讓他入境，結果張群親自到機場接他才入境。
陳：你說作雜貨生意失敗後，才進調景嶺。作雜貨是辛苦卻沒風險的生意，怎麼會失敗呢？
寶：因爲我很會花錢嘛！
胡：搬進調景嶺，立即有房子住嗎？
寶：我買別人的房子，作學生寄宿舍。譬如有學生來調景嶺，我每月收三十五元，管吃管住，晚上還給他補習。他們大多是調皮搗蛋的孩子，才從香港給趕到這兒來，很多人的成績跟不上別人，所以得找人給他們補習。這種家庭式的寄宿舍，我搞了二十一年。同時可以收一百二十多人，中學生一個房子，小學生一個房子。他們每天在宿舍吃了飯後，就回各自的學校上課，放學回來，先沖涼、吃晚飯，然後就補習，很有規律的，等於用軍隊的方式來管理他們。晚上睡覺、吃飯都聽不到半句話，「食不言，寢不語」是絕對作到的。
陳：晚上補習，還另請人來？
寶：是的。煮飯、洗衣、清潔又兄請兩個人，都是營內的人。
胡：那些孩子如果不聽話，怎麼辦？
寶：打呀！十幾二十年前香港還沒有這套不准體罰的規矩。有時學生偷偷去游水，回來後就給脫掉褲子，用籐鞭打屁股，週末回家要向父母報告：寶叔爲什麼打他。所以每個家長都打電話來說：「寶叔打得好！」對這些頑皮的孩子，非打不可。不然，淹死了，我怎麼辦？良心怎麼交代？
胡: 這些被你調教出來的孩子有多少？
寶： 各行各業都有，我沒有統計人數，人來人往一定在千人以上。兩年前我太太過世，這些學生，也都是她照顧過的，都跑來幫忙，甚至修墳牆的，也是我的學生。我現在有什麼要他們幫忙，只要一個電話，他們就來了。
胡: 寶叔應該競選香港立法局議員！
寶：我對名利很淡泊，所以就請王國儀出來，我答應全力支持他，他一當就當了十多年（調景嶺區議員），沒人能與他競爭，有一次有一人與他競選，還是落敗了。
李：你怎麼會想到支持王國儀？
寶：我看他是臺灣成功大學的畢業生，年紀不大，有學歷、有魄力，身體也很好，如果我們老人家不支持這些年輕人，誰來接班？
我沒私心，王國儀是山東人，我是廣東人。他當這麼多年議員，表現出他是個精忠愛國之士。
胡：他是不是與你女兒同學？
寶：王是她們的老師輩，他今年五十多了。
陳：你剛到調景嶺時，營內的學校辦得怎樣？
寶：都辦得不錯，一是慕德（前身是信義），一是鳴遠，都辦得很認真。他們對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也是用打的。你想好好糾正、教導他們，他們只是笑笑，或嘻皮笑臉的，根本不聽，不能不打的。所以調景嶺是以嚴管學生出名的。
李：香港政府不准體罰，也是這幾年的事。過去，甚至還打頭的。
陳：你剛辦寄宿舍時，每月收費三十五元，那時在鳴遠或慕德中學的教員每月大概收入多少？
寶：大概一百多元。那時生活費低，做工大概五元一天，一個月一百五十兀，當然生活很緊了。
在我未進調景嶺前，曾有個老部下，在香港工務署當工頭（Forman），介紹我去工地做工，那建築公司的工頭叫我抬石頭，我就一個人抬了，他說我沒經驗，需要兩個人一齊作。我這朋友知道了，就罵他，叫他不要讓我作這麼粗重的工作。於是就把我換調較輕鬆的撿木頭之類的工作。木頭上釘子很多，常把手都弄破了，我覺得我不能吃這行飯，才搬到謂景嶺。
進了調景嶺，還未辦寄宿舍前也作了一年左右的工，路德會修教堂時，我抬過石頭，一天五元。
陳：你一向當大少爺慣的人，當然吃不了這種苦了！
寶：作生意，有錢花的時候，不知道謀生的困難。口袋有錢，吃飯館、住旅店，很享受；從徐州到南京的那段路，走得很辛苦。反正這輩子，燈紅酒綠的生活享受過，最難受的生活也經歷過了。經過大風浪的人，較不怕事。
我們年年慶祝雙十國慶、青年節、元旦、蔣公華誕等等，香港人都知道調景嶺是小臺灣。既然是小臺灣，我覺得臺灣政府應該對它有個好好的安置。尤其是對我們這批革命老兵，照顧得不夠，現在還有幾人留下？即使現在養他們，也養不到幾年，何不在臺灣安置他們？當年國家艱苦，我們自己跑幾十里路去揹沙穀米，大家毫無怨尤地挨下去。現在國家富了，在我們晚年給一點小小的安慰都做不到，真叫人心寒！ 有一年臺灣在發戰士授田證，我寫信去，他們覆信說我不是在籍的軍人。
陳：你到香港後，有沒想過去臺灣？
寶：沒有。有一個時候黃國樑寫信問我要不要跟胡璉先生去越南？胡先生當時當駐越大使（大概足一九六二、六三年）。我因兒女還小，到越南人地生疏，就婉拒了。此外當初沒想去臺灣，是因爲我是廣東人，到臺灣也很難站穩，不像在香港，都是廣東人，自在些。
胡：黃軍長與胡璉是什麼關係？
寶：他們是很好的朋友。原先胡璉（十八軍）在山東臨沂被困，黃國樑叫我第二天早上去解圍，我拿起望眼鏡往那山區一望說：「那好難過去啊！」那是軍人最忌諱的地形；要穿過兩山之間的唯一窄路，敵人隨時可從兩旁打死我們。我叫伙房作了許多臘鷄，讓士兵先吃個飽，我想明天一定會死的。意外的，在天明時，傳來了消息：共產黨退卻了。後來我們到臨沂時，胡璉就寫了個大幅布條：歡迎第六十四軍官兵。
胡：共產黨也許也知道解圍的部隊快來了，他們也怕不伯死的廣東六十四軍，也擔心被前後包圍。
寶：黃國樑待我如親兄弟，我每次去臺灣，他們夫婦都來機場接我。人與人之間是有一定的因緣的。在山東平度縣「范家集」之役，他手下的第三連守東門，團長守北門，我的預備隊隨時在待命應援，不料，東門失守，黃軍長要自殺，團長從北邊打電話來告訴我，我叫團長轉告他：不要自殺，我陳寶善馬上去把它奪回來。我果然很快地就拿回東門。因此他後來帶我去余漢謀家時，介紹說，「老長官，這就是把我的命撿回來的人！」並把事情經過講給余漢謀聽。
黃國樑與陳誠情如兄弟。記得我第一次到苗栗黃家（他是客家人），叫我睡在副總統睡過的床。原來陳誠到苗栗，不去住縣長爲他預備的住處，要來住老友黄國樑家，害得縣長深感愧歉，事先不知副總統有好友住在其轄境內。結果我一夜到天亮也沒睡著，那張床太軟，而床墊下的鐵絲吱吱響，好像我一翻身，就要斷似的。黃這人不好吹噓拍馬，至死都是兩袖清風。
陳：黃在臺灣有沒有受重用？
寶：本來蔣先生叫他守金門，他沒去。他非常淡泊，在苗栗住的房子，風一吹就乒乒乓乓響，有人勸他借點錢修一修，他自己卻不以爲意。後來蔣先生問他：「日如，我聽說你的房子搖搖欲墜。」他還說：「還好呀！ 我住得蠻好的，真爛了，再修理！ 」他一向都是跟隨蔣先生的，後來還是蔣先生叫人把它修好了。
陳：你在山東或其他地方與共產黨打仗，是在城裏還是鄉間？
寶：都有。譬如在蘇北沭陽城就打了很漂亮的一仗。那發生在碾庄戰役之前，我們要過沭陽河時，打得很激烈，友軍死了幾百人在河裏，我們一連人一過去就把一兵團攻垮了。他們守城，我們先用手榴彈炸開一個堡，號兵吹起衝鋒號，大家一齊衝過去，後面的人也跟著進去，我們在另一邊用機槍掩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吹號激勵士氣打仗的，共產黨死了好多人。所以說我們的軍隊不是不能打，我在山東三年，打了不少仗，都沒打敗過，但我們卻終於丟了整個大陸，這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有一點不能不承認：共產黨無孔不入，參謀部裏有不少間諜。我怎麼曉得呢？譬如我們今天奉命把軍隊從甲地帶到乙地；剛抵達乙地不到半小時，又叫我們去丙地。我們在一地未站穩、未休息，馬上又跑去另一地方，疲於奔命，不是剛好給共產黨機會來吃掉嗎？所以國民黨之失敗，我敢說在於「氣數盡」了。當年共產黨「十萬里長征」，那是什麼「長征」！ 根本是「長竄」、「逃命」，他們逃到延安後，如果蔣委員長能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那裏還有現在的鄧小平。
陳：你帶的軍隊部是廣東人？
寶：是的，全是廣東人。
陳：如果拆開不是好些？
胡：拆開恐怕不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不行的。譬如一連隊內，有一排廣東人，一排山東人，他們非打架不可。爲了吃麵、吃飯、就要打了。所以廣東人的部隊就全是廣東人，北方部隊就全是北方人。
寶：所以蔣先生要張發奎守華中，張提出個條件，給他四個廣東部隊：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軍。結果蔣先生怕他造反，沒有答應，如果當時蔣先生答應了，也許華中保得住，歷史可能因而改觀，也未可知。
胡：後來是白崇禧、李宗仁的桂系去守華中。
寶：張發奎那時名氣很大，抗戰勝利後，蔣先生叫張到南京，問他：「你還反不反我？」張答道：「你作得對，我一樣支持，你作得不好，我一樣反。」他就有這樣的膽量，結果也就這樣地收場，他心直口快，心裏想什麼，就講什麼。
胡：我們現在再回來談調景嶺，你曾辦過逸仙中學，這學校是在怎麼情況下創辦的？
寶：學生太多，都是難胞的子弟，調景嶺原有的學校不夠收容，我們幾個人就創辦了一所私立中小學，由小一到中一。救總每學期津貼一部份，每個校董每月都要掏腰包。
胡：逸仙中學是不是原先在廣州就有？
寶：不是，是新成立的，在廣東並沒有這學校。
胡：那爲何稱「廣東逸仙中學」？
寶：爲著孫中山先生對國家的豐功偉績，所以，我們要紀念孫先生，因此命名爲「逸仙中學」，再者，因爲創辦人都是廣東人嘛！ 董事長是馮海朝，副董事長陳天，我是校監，校長陳法泰、副校長羅廣田都是廣東人。
胡：麻煩你介紹一下這幾位先生？
寶：馮海朝是港九工業聯合總會的祕書長，廣東鶴山人，已過世多年。陳天住調景嶺，與我一樣辦學生寄宿舍。校長陳法泰住調景嶺，家裏經營蔬菜販賣生意，副校長羅廣田也作學生寄宿舍。
胡：有這麼多人經營寄宿舍？
寶：好多人作，不過以我經營的規模最大，我最多有一百多人，他們最多只有三、四十人。
陳：教員與學生部是廣東人？
寶：教員都是，學生則不一定。
陳：學生要不要繳學費？
寶：要的，要繳學費及書費。
陳：學生除調景嶺營本身的孩子外，有外面的人嗎？
寶：很多。當時謂景嶺外來的學生有三千多人，每個學校都有外來的。所以有些營內的孩子要找外來的寄宿生打架，我叫他們不要打。因爲我們調景嶺之有今天，全靠外來的學生。以他們每人每月在此花三百元計算，三千多人一年就花費一百多萬，對調 景嶺的經濟繁榮實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我們欺負他們，他們走了，我們沒有了這筆收入，就要餓肚子的。這些本地孩子聽了我的話，不敢胡來。
陳：學生有多少人？爲何只辦到中一？
寶：共有兩百多人。我們之所以只辦到中一，是因爲我們的教室不夠，我們本想另蓋新校舍，救總不答應，並且要等我們動工後再補助我們一部分，可是不肯說這「一部分」到底是多少？這新校舍需要一百萬，儘管已破土奠基了，我們也不敢冒然行事，只好放棄了。
陳：這學校總共辦了多少年？
寶：十多年。學校雖不大，每年校董都要貼錢，後來貼光了，只好停辦。
胡：調景嶺學校最多時有那些學校？
寶：最多時有鳴遠中學、信義中學（後改名慕德中學）、調景嶺中學、宣道小學、聖約翰小學（路德會）、觀音小學及逸仙中學。
胡：逸仙中學有多少教師？
寶：大約有十六、七人，他們都住在調景嶺。
胡：他們的待遇（薪資）如何？
寶：比鳴遠中學少，但他們寧可拿少點薪資過來逸仙中學教書。兩個學校的辦學宗旨不同，鳴遠是教會的，我們是臺灣背景的。
胡：逸仙中學教學用廣東話？
寶：是的，每個中學都用廣東話教學。
陳：調景嶺不是有許多來自其他省分的人嗎？怎麼都用廣東話？
寶：外省人的下一代完全都講廣東話。
陳：你的孩子都在調景嶺長大的？
寶：他們都是在調景嶺營長大及教育的。
胡：這些年來調景嶺營本身過得好好地，爲什麼港英政府一定要清拆它？請你說說你的看法。
寶：根據我們私下的判斷，一定是中共要他們在九七歸還前消滅它。不然，果如他們所說的，要發展那區域儘可以在原地重建呀！ 因爲調景嶺是中共的眼中釘，只要一天不拔釘，他們就不能過舒服日子，他們一定要消滅這反共的據點，這兒甚至比臺灣還反共，中華民國的國旗二十四小時都在飄揚。
胡：在九七前中共一定要香港政府解決調景嶺及越南船民棘手問題。
寶：現在不管中共怎麼作，我們在將軍澳又有一個辦公室，只是把服務處改爲服務中心。我們的工作仍能照舊推展，只是不那麼明顯罷了！
胡：英國人在表面上把調景嶺拆了，融入一般的社會中，使它不那麼顯眼，免得樹大招風，這也許是英國人好意的地方。
陳：以後各種節慶不知還能不能掛國旗？
胡：九七後大概就不可能了。
寶：每年雙十國慶時，香港還有不少地方整條街插中華民國國旗的，這主要是民間表示對中共的不滿、不認同，並不一定表示對現今臺灣政府的嚮往。
陳：香港政府怎會允許整大段街插中華民國的國旗呢？
李：香港政府允許民間慶祝各種活動，不過他們對旗子的數量及掛旗的位置是有登記的。
胡：將來或者可以慶祝辛亥革命，而不明言慶祝國慶。
寶：就是要以慶祝辛亥革命來進行，換湯不換藥，將來將軍澳就要走這條路。
胡：調景嶺居民有部份搬到筲箕灣，有部份搬到將軍澳，在人數上怎麼分配的？
寶：搬到筲箕灣（西灣河）的只兩百多人，是「居屋」，即政府以低於市價賣給住戶，大家住同一棟樓，叫「東熹苑」。搬到將軍澳的有兩千多人，住三棟樓：「德安」、「德裕」、「明覺樓」，是「公屋」，即政府以低於市價出租給住戶。
胡：前些日子調景嶺有一批人送國旗回臺灣，表示不再掛國旗了。事實上，他們又弄了一些新的掛上去，這些人是怎樣的想法？
寶：這是一批較年輕的人。王國儀與我爲此就辭去「調景嶺全體居民反迫遷保權益委員會」的副主席，讓他們去幹。
陳：送國旗去臺灣，該是那批老軍人用來表示對臺灣沒給予照顧的抗議，怎麼會是年輕人呢？
寶：所以說是「莫名其妙」！送回國旗是一種不友好的行動，有如脫離父子關係一樣，表示國民黨既不尊重我們，我們也不要你了！可是不掛中華民國的國旗，你要掛什麼？難道要掛共產黨的？所以我們是反對這樣做的。
以上《陳寶善先生訪談錄》，是以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出版之《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