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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三篇批判市場萬能論的文章，皆發表於一九八一年，後來收輯入曾澍基，《巨龍口裏的明珠》，政經論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ffice ffice" />
從「大昏迷」談到價格功能的限度
曾澍基
前些時候，麗的電視播映了一套不錯的劇集「大昏迷」。內容講述一個心術不正的私家醫院主任，為了謀取額外利益，草菅人命，在病床及手術檯上做手腳，把病情未致絕望的病人弄死之後，出售他們的器官予富有的買家。其後更加瘋狂起來，將獲知內情的其他醫生和化驗師殺掉。
劇集拍得頗有張力，醫院主任的冷血行為，固然令人髮指；但對螢光幕前的觀眾來說，最大震撼效果的還是那些無辜被害的病人的無助處境。他們付出了「市場價格」來「購買」這間私家醫院的醫療服務，想不到竟招殺身之禍。
戲劇到底是戲劇，「純屬虛溝」而已。劇中主角的行為，自然不能代表香港一般私家醫生的醫德。無論如何，「大昏迷」的劇情倒強有力地突出了一點值得討論的事實：在醫療服務的交易之中，賣家（醫生）與買家（病人）的關係、相對地位以致力量對比，都談不上平等；而價格（病人付予醫生的費用數目）作為調協雙方關係以及適當地分配資源（醫療服務和金錢）的機能，亦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理論上，價格制度本身如果不受干擾，應該可以最有效地將各類資源分配。就量方面而言，供過於求，商品的價格便會下跌；求過於供，價格則會上升；價格因此能夠做為一種指示，使供求趨於均衡。另一方面，價格亦間接控制了商品的質素，在「自由經濟」體系下，每一牌子的產品和每一個專業機構或人士所提供的服務都負上了價格及標誌，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不同價格及不同質素的商品。價格與質素不相稱的商品自然受到消費者的偏好或者拋棄；而銷售量的增減便會迫使生產者把價格和質素調整，以遷就市場需求。不作調整的生產者，則分分鐘有被制度淘汰的可能。
價格制度還有另一極大優點：每一個市場的參與者必須具備的知識並不怎樣複雜繁瑣。他們只需知道自己的需求，而毋須太多考慮他人的利益以及自己行動的社會後果，因為價格會在短時間內指示一切。他們大可隨機應變，按照價格的「訊號」行事，「無形的手」自然會使到社會整體以至每一個人都獲最佳的和應得的利益。從資料和訊息成本的角度來有，價格制度可算極有效率。
上述的當然都只是純理論，在實際的經濟活動裏，情況肯定不會這般簡單。以醫療服務為例子，價格制度便不能保證供求量達於均衡、費用與服務質素相稱以及病人的需要獲得最佳照顧。量的問題比較清楚，醫療服務最重要的供給因子——醫生，是需要一段長時間來「生產」出來的，而醫療服務的需求，亦由很多外在客觀因素如人口結構變化、地理分佈、經濟發展水平等所限定，個人的喜好和品味影響不大；故此，即時的價格波動並非最適當的供求指示。況且，醫療服務的定價是出了名沒準則的，醫院或醫生之間的「競爭」也由於種種因素與完全競爭的模式有一定的距離，價格訊號的效用更值得懷疑。為了要滿足社會的醫療需求，「計劃」——未來供求的研究、人才訓練、設備的添置和擴展等措施的重要性便顯得十分突出。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這類的工作要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連「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香港亦不例外。
質的問題卻更為嚴重。當然，像「大昏迷」的醫院主任那樣殘酷的醫務人員可謂萬中無一 。但我們卻不能否認，醫務人員要「害」、「整蠱」病人，有一百種以上方法；退一步來說，病人付出了指定的費用後，亦無保證會得到適常的照顧，醫生可以用盡一切醫學語來平息病人的憂慮，但實際上卻不盡半點力去治療病人。最重要的是：這一切的行為舉動，只要不是太過的話，都可以在病人——消費者——買家完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來進行。故此，它們是沒有「後果」的，不會在需求和價格方面反映出來的。當然，如果一個醫生不斷地醫死病人，他大多數會受到市場「懲罰」；或者他有十數年經驗，醫術昭著，他亦會名利雙收，「求過於供」。但大部分「中間階層」的醫生的服務質素，卻肯定是難以監察的。
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肯尼夫•雅努（Kenneth Arrow）稱這種情況為「資料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information)。平時我們去購買日常用品如麵包、洗粉甚至耐用品如電視、雪櫃，我們固然知道自己的需要；而且，還大致上懂得怎樣去分辨貨品的質素好壞，我們或許要看一看《選擇月刊》找些資料，但麻煩不應太多。有病去看醫生卻不同，大病則更嚴重，我們只知自已有病，希望醫生盡快將我們醫好，但怎樣醫法，我們大多數一無所知（除非自己剛巧是醫生，但也未必盡知）。換言之，通常情況之下，我們很難判定醫生給予我們的醫療服務的質素。
我們無疑可以到圖書館裏埋頭苦讀一輪，找個做醫生的朋友補習一番，以便有病時不用被醫生矇騙，但如此一來，我們便要付出大量額外的「資料成本」。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如此做的話（有誰敢保證自己不會生病？），大家想一想有多少資源將會被浪費？
因此，雅努認為：就算單從「純經濟」的角度來看，價格制度在醫療服務的資源分配方面亦大有漏洞。有點「奇怪」的是，要填補這些漏「洞」的話，經濟科學權威之一的雅努竟宣稱我們必須倚靠沒有價格並且不能買賣的「專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
不過，當我們想深一層的話，我們亦應承認捨此之外，別無更佳的方法。道德亦不一定是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作為一種有意識或潛意識的協定，它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分配準則和引導行為的機能，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比價格制度更為優越。雅努說：
「我是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的，所以我談及價格制度的失敗；我相信我們可以從其他的觀點出發來得到同樣的結論。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單純通過價格來調協我們的一切責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社會的發展和運作，亦有賴於我們的「良知」——我們對自己的行動對他人的影響的責任感。」(“The Limit of Organization”, 1974)
「大昏迷」無非是一個例子，除了醫療服務之外，在法律、會計、建築、和其他應用科學的範圍裏，資料的不平等都普遍存在，只差程度不同而已，價格功能的限度也顯而易見。社會大眾似乎深懂這點道理，此所以我們有大量以維持「專業精神」為主要目標的甚麼「醫學協會」、「大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的組織出現。
在純價格制度與道德統治之間，當然有一連串可行的「組織形式」，來「分配資源」、「來調協我們對他人的責任」。雅努所舉出的便有：「內部組織」（指各類企業）、政府、以至計劃經濟制度等。雅努用資料科學和風險承擔理論來對各種經濟組織形式所進行的研究，很值得我們重視，起碼比那些一面倒地擁護市場或者計劃經濟的宣傳有意義得多。
「大昏迷」那個滿手病人鮮血的主任到最後結果被「田雞」幹掉，壞人終於有惡報，我們應該感謝麗的電視繼續為鞏固社會上的道德觀念而作出努力。不過，下一次你不幸要進醫院留醫或施手術時，相信你也不會忘記戲劇和現實的相同——以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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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決定與市場局限
曾澍基
筆者在「從『大昏迷』談到價格功能的限度」那篇文章裏，以醫療服務的交易為例子，分析了於買賣雙方之間存著「資料不平等」的情況下，價格制度作為分配機能的漏洞和局限，在這裏，筆者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一下市場所引起的某些問題。
很多人士頗喜歡把市場經濟裏買家的行家比喻為「以金錢來投票」——當買家付出金錢來購買某一商品時，即等如投那商品一票，愈多買家選購那商品，那商品獲得的票數就愈多；假使供給不變，它的價格便會受壓力而上升，終於引致更多的供給出現。因此，市場好比經濟舞台上的民主選舉制度，優勝（商品暢銷）劣敗（商品被冷落甚至淘汰），主要由選民——消費者來決定。
這種「選舉制度」所產生出來的資源分配又是否最「適當」（optimal）？經濟效果是否最佳呢？在政治選舉制度裏，選民的行為表現經常受到很多批評。法國社會黨獲勝，右派固然埋怨選民盲目左傾，列根當選入白宮，有些社會批評家又難免會怪責美國人頭腦單純，誤信列根的抽象哲學。對選民的批評通常都集中在兩點：（一）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去作理智選擇；（二）就算有足夠知識，他們在選舉時並沒有作週詳和全面的考慮。第二點的批評又可分為兩方面：（甲）他們只考慮自己而忽視了他人或社會整體的利益；(乙) 他們只考慮眼前而忽略了長遠的利益。
連串微細決定的綜合結果
筆者擁護民主制度，但不希望做「群眾尾巴」，亦認識到有所謂「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問題，所以毋須強替選民辯護，不過，想指出的是：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因素對民主制度的效率的影響，往往比個人因素為大。如果「政治民主」除了數年選舉一次領導人的例行儀式之外，別無其他實質的話，那麼選民只根據候選人的政綱對自己所屬階層在未來兩三年間的利益影響而投票，縱非智慧的表現，也屬無可厚非。換句話說，問題可能出在制度或「遊戲規則」本身，而非參與者的智能或行為。
無論如何，政治選舉與市場「選舉」有著基本的分歧，特別是就考慮面而言。說到底，政治是眾人的事，政治家的政綱通常都是廣泛的，所爭持的問題大都與社會整體有關；政治舞台上所標榜的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自由民主）多是宏觀的，選民亦未必能將政治爭議中的每一件事與自己的利益連繫起來；故此，他們可能被迫要考慮廣泛一點、長遠—點。
市場經濟的「選舉」制度卻屬另一回事。「遊戲規則」的本質所使然，個別買家在每天以十數計的「投票」行動裏，所考慮及斤斤計較的幾乎全是自己眼前的利益；所投的票對他人和社會整體的長遠影響，根本不在市場決議議程之內。這種制度所產生的資源分配是否最適當，倒值得我們懷疑。
經濟學家艾佛•汗爾（Alfred E. Kahn）在一篇開創性的論文裏（註一），對這方面作了頗有見地的分析。汗爾認為：市場經濟大部分的資源分配形式都是由一連串個別買家的「微細決定」（small decisions）所組合出來的。無論是買一塊糖果、選擇一個旅行團，或者購買一部汽車，消費者面臨的抉擇所牽涉的範圍通常都很狹小，時間性亦多數很短暫。當然，商人們所作的購買決定，可用比較「廣大」長遠，但在一個理想的市場模式裏，「消費者的宗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是最基本的假設，所以理論上重大的經濟資源分配都是一連串「微細決定」的綜合結果。
汗爾跟著提出了他最重要的論點：因為消費者的考慮面過於狹小而欠週詳，由「微細決定」所產生出的資源分配極可能是不適當(suboptimal)的。在「微細決定的暴政」一文裏，他說：
「……決定性的因素太過瑣碎微細……如果一百個消費者選擇 Y，而這些決定使到市場整體地選擇了X（X等如一百個Y），這並不意味那一百個消費者會同樣地投Y一票，如果他們事前清楚了當地知道一百個Y等如X的話。……消費者由於在行使宗主權時視野過於狹窄而成為了自己的受害者。」
汗爾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點：紐約州有一偏僻的小鎮名叫依化卡，原本是有火車服務與外界聯繫的，但由於大部份旅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引致鐵路公司收入不足，後來被迫取消了火車服務。不過，間題卻出現了：火車是唯一可以在所有天氣環境底下都繼續行走的交通工具；故此，只有在天氣變得惡劣時，來往依化卡的旅客才因要滯留原地而感到極端不便！
政府介入資源分配較適當
問題出在那裏呢？汗爾認為是旅客最初改投其他交通工具一票(Y）時，市場給予他們的選擇，並沒有包括如下的考慮：
（一）其他旅客會否同時投Y票？
（二）當其他旅客都投Y票時，會引致市場作出X決定——使鐵路公司關門！
旅客改乘巴士或飛機，可能只基於票價或舒適的理由，所針對的不過是一次的旅程；換言之，在那些十分普通的交易裏，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微細決定」的重大後果，市場制度亦未有向他們提供這方面的選擇。如果最初投時，「要不要保留火車服務」成為抉擇之一的話，他們可能不會那麼輕卒便投Y票。
另一位經濟學家弗烈•靴斯（Fred Hirsch）在他的名著「成長的社會限度」裏（註二），把汗爾的理論加以發展。靴斯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市場所提供的，只是一連串瑣碎的、分割的、邊緣性的改變的選擇；但對於重大的狀態（states）轉變，它卻沒有向我們提供抉擇。」因此，我們要埋怨的是制度和遊戲規則出現流弊，而非消費者和買家過於愚昧。（註三）
以購買汽車為例，每一個消費者在決定買汽車時，由於「議程」所限，只能考慮自己的眼前利益——方便、威風、快感，而很少想到（亦沒法具體想像）當每一個有能力的人都去添置這種私有交通工具時，路面便會變成極端擠塞，所有方便都會轉為負累。又或者舉另一種例子：市郊化過程（suburbanization），如果每一個中等家庭都遷往市郊的話，一般人所想像的市郊優點如幽靜、空氣清新、交通暢順等就難免徹底被破壞。很明顯，市場並沒有向汽車購買者及中等家庭提供那些「反效果」的選擇或者給予他們任何表達較長遠意願的途徑。靴斯因此認為：
「個別的選擇由於分開來作決定，本質上，不可能考慮它們之間的互相作用，因此組合起來便會產生破壞性的社會後果。這些後果之所以屬破壞性，是因為它們產生的效用比個別選擇者在作決定時所想像的差了很多；如果個別選擇者在作決定時能用某些方法來加以協調，了解到各種選擇的相互作用的話，效用肯定便會好得多。」
如果消費者要作「微細決定」，是因為市場出現壟斷，不完全競爭或其他扭曲情況，以致他們缺乏資料，或者獲得了錯誤的資料，問題倒比較簡單，我們唯有盡力把扭曲因素消除，加強市場的競爭性。但倘若問題是在於市場制度根本無法正確地和清楚地把選擇（及其可能後果）列給消費者考慮，或者消費者沒法通過市場去表達他們的廣泛和長遠的意願的話，我們便必須用「某些」市場以外的方法來補充、輔助甚或代替市場機能了。民主化的「政府介入」（如交通控制、城市計劃）明顯地是其中一種方法，它的最大優點是它能夠提供狀態轉變的選擇，能夠把投票的議程擴大，把消費者的想像力拉闊，並比較清楚地列出各種選擇的社會後果。當然，由於問題扯大了、複雜化了，爭議必然更多，糾紛必然更劇烈，不似「微細決定」那般順滑無阻，但從宏觀的角度而言，「政府介入」卻能糾正單純的「微細決定」的破壞性社會後果，使資源分配能達致比較適當的境界。
公共事務的民主和市場裏的民主必須互相補充配合，才能產生最佳的經濟效果。
註釋：
(1)“The 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 Market Failure, Imperfections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cs”, Kyklos, 1966.
(2)“Social Limits to Growth”,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3) 市場的交易由於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因此它們不可能對未來作具體的介定，市場契約亦很難把未來各種可能性的資料濃縮在交易條件及價格中。更詳細的分析請參考應 Kenneth Arrow,“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 Chicago：Markham,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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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到內部組織——介紹一種邏輯分析
曾澍基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市場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活動機能。它正在迅速地擴大、自我膨脹，入侵政治、文化、教育、論理等社會生活範疇，將其內容轉化為可作現貨或期貨而交易的商品。這個「商品化」過程與它的侵略對象，在意識形態及實踐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衝突。配合上其他的歷史因素，市場的過度擴張已引起或加強了一連串的社會後果：社會成員的「私自化」（privatization）、道德的解體、文化的虛無狀態、政治層面的「合理性」（legitimacy）的損蝕、以及階層及個體之間的毫不抑制的利益鬥爭等等。
愈來愈多的論者認識到「市場帝國主義」（market imperialism）的流弊和反效果，怎樣把市場機能適當地放置在整個社會架構之內；怎樣糾正上述的嚴重後果？重建政治、文化和道德領域的組織及調協機能？成為了所有社會理論家（包括經濟學者在內）必須面對的課題。在實踐上，混合經濟體系和各類型的社會主義制度明顯地向我們提供了市場以外的選擇——起碼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壟斷性集團不斷坐大
無論如何，市場經濟的內部結構本身，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使到它日益遠離它的原始構思的開創者和捍衛者的夢想。其中一個最重要但只有少數人肯深究的現象是：龐大的、卡特爾式的、壟斷性的企業集團，正在市場湧現出來，它們佔據了十分有利的位置後，便反過來利用、影響甚或操縱市場。產權制度亦由原初的個體私有制，通過資本市場的泛化，滲透了大量各種形式的「類公有制」(para-public ownership)，並開始與控制權及管理權分家。
一般的經濟學家把企業稱為「內部組織」（internal organization），上述的現象故此可以理解成市場不斷地被「內部組織」所蠶蝕和替代的過程。首先，這些企業集團都是市場本身的產物，它們先在市場內表現優異而坐大，跟著通過收購、合併、分支(例如生股仔上市)、再合併等手法，變成龐然巨物；它們的行動，全是市場「遊戲規則」所容許的。其次，收購、合併等擴張手段，根本就是以「內部組織」來替代市場機能的一種方式。例如甲公司收購乙公司，甲與乙原本分屬兩個謀利和管理單位，是各出奇謀的競爭者，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市場交易關係，但在收購或合併後，它們即被歸轄入一個管理制度之內，接受同一個行政命令系統的指揮，市場的參與者中將損失一員大將，競爭性勢必減弱。況且，理論上，沒有任何因素去阻止A公司繼續其收購計劃，把整個市場內的所有企業吞併入它的「內部組織」之內！
何種制度比較優勝？
市場為甚麼會產生這樣「自我毀滅」的傾向呢？(想起了熊彼德？)是那些動力促使大型「內部組織」湧現及擴張呢？純就經濟效率而言，市場機能和「內部組織」可作些如何的比較？那一種制比較優勝？要分析這些問題，必須同時採用「歷史的分析」以及「邏輯的分析」。西方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是偏重於「邏輯分析」的。不過，單就這方面來說，學者如雅努(Kenneth Arrow)、緬德(J.E. Meade)和西蒙(H.A. Simon)等，亦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而奧利華•威廉遜（Oliver E. Williamson）的「市場與科層：分析及反托勒斯含義」（註一），可算是集其大成的重要作品，受到各方的注視。（註二）
威廉遜稱自己的分析方法為「組織失敗架構」（the organization failure framework），他認為市場和「內部組織」屬於於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而影響它們的運作效率和令到它們「失敗」的，不外下列幾種因素：
（一）「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確定性/複雜性」（uncertainty/complexity）。個人的腦袋在吸收、儲存、記憶及分析資料方面頗為笨鈍，科學界已有公論，而語言更是個體表達其知識和意願的最大限制。社會組織和科技的作用，正在於幫助人類克服這些理性局限，並向外延展。不過，人類的經濟生活愈來愈「視雜」，前景變得極端「不確定」，怎樣的經濟組織形式才最有效，便成為了極具爭論性的問題。
（二）「機會主義」（opportunism）及「細少數目」（small numbers）：傳統的經濟學都假定每個經濟個體的行為都是由「自利」（ self-interest）引導的，威廉遜把這個觀點擴大，認為經濟個體的活動屬於「戰略性行為」（strategic behavior），而且充滿「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行為與「信託式行為」（stewardship behavior）和「工具性行為」(instrumental behavior)不同，因為它「牽涉到製造虛假或無內容的，換言之，自己都不相信的恐嚇和承諾，希望從中可以謀取到個人的利益」。在經濟生活裏，機會主義行為表現為資料的捏造、掩飾和故意的錯誤表達，大大降低了生產和資源分配的效率，如果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的數目細少的話，情況將變得更壞，因為連「大數目的定律」（rule of large numbers）——互相制衡抵消的作用也無從發揮。
機會主義的行為表現
（三）「資料的壟斷」（information impactedness）：如果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所掌握的資料並不平等，重要的、關鍵性的資料為少數人所擁有，並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下「機會主義」地加以利用的話，其後果是可以想像的。
（四）「氣氛」（atmosphere）：不同的經濟形式提供了不同的生產和消費氣氛，直接影響到生產效率、消費效用、以及工作者和消費者的滿足感。傳統的經濟觀點把商品和環境因素分割開來考究，是大有問題的。
威廉遜認為市場機能日漸為「內部組織」所蠶蝕替代，主要是因為它未能有效地克服和控制上述的幾種因素，出現了大量流弊。單就經濟效率來說：「內部組織」相對於市場往往有如下的優點：
內部組織比市場優勝
（一）「有限的理性」及「不確定性/複雜性」：市場將決定分散到個體的層面，增加了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而以個體極端有限的資源，根本無法真正全面地、理性地考慮未來的各種可能性、自己決定的社會後果以及他人的反應（註三）。況且，市場亦沒可能把所有參與者的全盤考慮加以綜合，並在價格和「交換契約」（exchange contracts）中顯示出來（註四）。就算可能，其牽涉及的「資料成本」以及「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亦會大到難以想像。
「內部組織」比市場優勝，首先在於它把決定集中起來，減低了需要考慮的變數，使前景變得較為確定。其次，「內部組織」所能掌握的資源比個人龐大得多，而且目標較為明確，因此它的學習和決定方式大都是「適應性」（adaptive）和「順序式」（sequential）的，合乎或然律理論的「貝爾斯策略」（Bayes strategy）——順序地用新的觀察來修訂先前定下的目標和決定，而不必全面地考慮所有可能性。打一個比喻：這個策略「使你可以在到達橋時便過橋，而不須在事前週詳地計劃，想像自己橫過所有可能到達的橋樑」。這種決定模式大量地削減了資料成本和交易成本，亦符合了「有限理性」的約制。
此外，每一個「內部組織」都有一套自定的規章和語言，加強了溝通的效率和期望的統一化，克服了市場在這些方面的混亂。
先行者的優勢
（二）「機會主義」、「細少數目」與「資料壟斷」：在分散的市場裏，資料亦屬「私有」的，對資料的「機會主義」行為往往會為擁有者帶來厚利（股票市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就社會整體而言，它會引致資源的浪費和不適當的分配。相對於市場，威廉遜認為「內部組織」起碼有三個優點：（甲）「機會主義」行為失去了大部份動機，因為組織內的部門利用它來獲利的機會很少；（乙）「內部組織」存在著審核制度；（丙）當市場參與者有糾紛時，解決方法往往十分複雜和需要花費更多資源，「內部組織」則不同，它可以用非正式的或行政命令的方法來迅速解決部門間的紛爭。
市場的運作往往把資料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使他們可以「機會主義」地利用來獲利；其中一個為威廉遜所強調的因素是所謂「先行者的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由於資料可以套取利益，先行者多數不肯把資料透露給別人，而他已擁有的資料又使他可以容易地獲得更多有關的資料，壟斷或不平等的形勢便惡化起來。內部組織的資料流通卻是有意識的設計，而且資料與利益失去直接的關連，故此這方面的問題不大。
加入道德互惠因素
（三）「氣氛」：市場所提供的環境是一個「計算式」（calculative）的世界，它鼓勵的是一種斤斤計較的、即時的、短暫的關係；「內部組織」卻加入了類似道德（quasimoral）的氣氛，組織成員的關係超越了純粹的計算，而滲上了「互惠」（reciprocity）的因素，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更能提高生產效率和消費效用，使工作者和消費者有較大的滿足感。
很明顯，威廉遜的分析邏輯性頗強，但歷史性卻極端薄弱。它只向我們展視了一個橫切面，而非發展過程。而且，這個分析架構是可以倒過來用的——要利用那幾個概念來分析市場比「內部組織」優勝的原因，相信亦不會是件大難事，威廉遜在書內亦明言此點。雖然，就這個架構目前所能網羅的證據來看，似乎是對「內部組織」較為有利。
不過，欣賞和評介某些著作並不意味一定要同意它們所有論點。筆者覺得威廉遜的最大貢獻，在於具體而微地把雅努、西蒙等的數理理論和「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論見巧妙地結合起來，將市場和企業正確地視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對之進行比較分析。在西方經濟學界裏，作這樣的努力的學者實在不太常見。
這當然只屬第一步的工作，跟著要做的，就是把邏輯架構予以充實，然後放置回歷史的脈胳裏。
註釋：
(1) Markets and Hiera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the Free Press, 1975.
(2) 這個分析對了解南斯拉夫式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也有一定的幫助。請參考 Deborah D. Milenkovitch, Market and Plan; Plan and Market: the Case of Yugoslavia,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February, 1977.
(3) 以下棋為例，要計算一盤棋內自己的所有棋著和他人的可能反應，大約需要考慮十的一百二十次方的可能步驟，分散的市場的考慮因素當然要比棋局還要複雜，徹底的「個人理性主義」看來恐怕只是一個神話。
(4) 這即雅努和緬德等所發展出來的「可能要求市場模式」（contingent claim market model）和「不可能理論」(impossibility theorem)所針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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