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1905—1979），原名谷蘭，原籍安徽桐城，從小生長在山東濟南。1935年11月13日，佛堂裏一
聲槍響，30歲的施劍翹近距離刺殺孫傳芳，以報10年前的殺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俠女」、「烈女」頭銜，在此後幾十載中，不斷成為民國時期多種演義故事
的女主角。王家衛拍攝的《一代宗師》中宮二的角色原型，也正是這位傳奇之人。
施劍翹
孫傳芳
以下為施女士女兒口述 [摘自《三聯生活週刊》2007年第45期]
我的哥哥名叫「僉刃」，我叫「羽堯」，細心人可能注意到，我們的名字組合起來就是「劍翹」，正是母親的名字。
其實「劍翹」也不是母親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蘭，「劍翹」這個名字是她決意刺殺孫傳芳後改的。外祖父去世10
周年時，母親想到家仇還沒報，心裏難過，一個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詩：「翹首望明月，拔劍問青天。」從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施劍翹」，也想以此
激勵自己。我和哥哥原來分別叫「二利」、「大利」，母親也全給改了過來。她說她在世上兩袖清風，沒甚麼可留給的，就把名字留給兒子吧。
母親刺殺孫傳芳的原因很簡單，就為報殺父之仇。我的外祖
父施從濱，安徽桐城人。他們兄弟四人，生活極端困難，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圍一個豬頭過年，要帳的人上門，把豬頭取走，他們只能空對一鍋湯。外祖父最終帶幾個
弟弟出來闖蕩，用了30多年，做到山東省軍務幫辦兼奉系第二軍軍長。
1925年秋，孫傳芳聯繫了一些反對張作霖的勢力，與奉系軍閥為爭奪安徽、江蘇展開大戰。張宗昌要外祖父南下
對抗孫傳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為由推辭，但張宗昌堅持讓他入皖，並允諾一旦攻下安徽，將以安徽都督做酬勞。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雖然他的部隊有白俄僱傭軍
和鐵甲車助戰，但仍抵不過孫傳芳的部隊。在安徽固鎮，外祖父被三面圍住，他乘鐵甲車撤退，但孫傳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鐵軌，鐵甲車翻覆，倒在地裏，外祖父和
他的隨從全部被俘。
外祖父從固鎮被帶到蚌埠車站孫傳芳的指揮部，雖然有周圍人求情，勸孫傳芳不要殺俘虜，但孫傳芳還是命大刀隊將
外祖父斬首。客觀地說，參與軍閥混戰的外祖父也是軍閥混戰的犧牲品。張宗昌名聲不好，有「酒肉將軍」之稱，外祖父在前線為他賣命時，他還在後方花天酒地。
外祖父是在張宗昌手下，從排長、連長、團長一點點提拔起來的，所以他對張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當時軍閥混戰，殺人無數，孫傳芳殺外祖父，殺了也就殺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斬首後掛在蚌埠車站，為了增加羞辱意味，還命人在白布上用紅字寫「新任安徽督辦施從濱之頭」，並暴屍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親只有20歲，是家中長女，從小聰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歡，父女間感情很深。聞聽外祖父死得那麼慘，母親當時就決意報仇。她當時寫的一首詩裏有這樣幾句，從中也可以看出她當時心情：「被俘犧牲無公理，暴屍懸首滅人倫。痛親誰識兒心苦，誓報父仇不顧身！」
行刺
母親決心自己動手來報父仇，為此，她寫了一首詩明志：「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癡心願望求人助，結果仍需自出頭。」
1935年農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親不敢在家裏哭，怕外祖母聽到了更難過，只好跑到日
租界的觀音寺裏燒紙祭祀外祖父。和尚見她跪哭不止，就過來勸慰她皈依佛門。和尚無意中說：「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嗎？」說者無意，聽者
有心，母親一聽，立刻止住了哭聲，追問下去。
原來「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由東北遷回天津定居。當時華北局勢複雜，一方面日本極力拉攏這些舊軍閥，當時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都造訪過孫傳芳。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特務機關對孫傳芳這些人也加緊監控，警惕他們為日本人所利用。孫傳芳也深知自己所處環境的
複雜，所以他公開聲明不被任何政權利用，閉門謝客，深居簡出。曾任過北洋政府總理的靳雲鵬，下野後也住在天津，他勸孫傳芳皈依佛門。1933年，兩人共同
出面，把天津城東南角草場庵的一座清修禪院買過來，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規定每星期日居士們來林念經，當時陸續來參加活
動的有3000多人。
母親便化名「董惠」，混進了「居士林」，她通過各種管道了解孫傳芳的資訊，也知道了孫傳芳的活動規律：每周
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母親特別細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別留心一些細節：比如注意觀察孫傳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從哪個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還給自己
專門設計了一件大衣，就為了把手槍安全地擱在口袋裏。
1935年11月13日是母親預計下手的日子，但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還沒停。母親想，這種天氣孫
傳芳可能不會來了，所以她大衣也沒穿、槍也沒帶，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兒一看，孫傳芳的那個位置空，而且下面聽經的人也不是很多。母親以為這一天
又沒機會了，沒想到過了一會兒，她看見有人過來，給孫傳芳坐的那個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識到：孫傳芳可能要來了！沒過多久，披袈裟的孫傳芳走進佛堂——據說
那天孫傳芳起床後，一上午都在書房裏練書法，吃過午飯，他準備出發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勸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還是出了門。
母親連忙出居士林，租了輛車回家，她穿上大衣，裝好槍和傳單，又匆匆地走出家門。那一年我哥哥6歲多了，看見母親回來，就跟在她後面，「娘娘」地叫，母親也沒多回頭，很快叫了輛車又去了。
15點半，母親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穩定情緒後，她看見離孫傳芳的座位比較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離火
爐太近，烤得難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對方點頭同意，母親站起來，緩步走到孫傳芳身後，拔出槍對準孫傳芳耳後扣動了扳機，一聲槍響，孫
傳芳撲倒在地，母親又朝他腦後和背後連開兩槍。
槍聲一響，佛堂裏大亂，母親站起來大聲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後向人群中發了一份傳單《告國人書》。上
面寫：一、今天施劍翹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
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傳單一起分發的，還有《告國人書》和一張身穿將校服的軍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從濱。
見孫傳芳已死，母親讓人通知警察局趕快來人，自己決意自首，不想趁亂逃脫。這時孫傳芳的隨從也跑了進來，見孫傳芳已死，而母親持手槍站在原地，也不敢貿然行動。不久，員警到來，將母親帶走。
行刺前，她給家裏留了一份類似遺囑的東西：一是告訴家人，留了一筆錢給我和哥哥，以後讓姨母撫養我們倆。二是
囑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邊。母親是抱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復仇計劃，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母親的大弟弟施則凡。母親畢竟是舊社會環境裏長大的，傳統觀念
很重。她覺得男的是家裏的頂樑柱，父親已經去世，如果弟弟再有甚麼意外，家裏的損失就太大了，所以執意自己行動。決定行刺前，她專門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
後和舅舅仔細商議了行刺計劃，包括如何寫傳單等細節。她事先買來油印機、印好傳單以便散發，還特地拍了一張照片，以便復仇成功後給新聞界使用。
母親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確實有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運氣。但如果考慮到這是她用10年時間尋找出來的線索和機會，與其說她幸運，不如說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殺事件轟動了天津。當天下午，天津的許多報紙都發了號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報都在頭條位置上刊登了這條消息，一時全國轟動。 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審理。母親在法庭上說：「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
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那時，支持孫傳芳的一些人也在四處活動，希望置母親於不利境地。孫傳芳雖然下野，但結拜兄弟很多。尤其諷刺的是，
當年外祖父等替奉軍的張作霖作戰而被孫傳芳處死的，但若干年後，張作霖與孫傳芳又「前嫌盡釋」，「化敵為友」，共同對付北伐軍，孫傳芳與很多人，包括張學
良等，關係都比較近。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母親大多持支持態度，畢竟孫傳芳也是個作惡纍纍的大軍閥，社會各界，特別是婦女界，也都予以
聲援並強烈呼籲國民政府釋放或特赦母親。法庭一審判決母親有期徒刑10年；母親不服，上訴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為7年。母親仍不服，再上訴到南京的全
國最高法院。在輿論壓力下，1936年10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母親。
為母親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馮玉祥。馮玉祥並不直接認識母親，但他早年曾與母親的叔叔施從雲一道參加過反清運
動，他聞訊後立即聯合李烈鈞、張繼等30餘位黨政要人，呈請國民政府要求特赦。結果母親服刑不到一年便重獲自由。出獄那天，媒體拍到了一身男裝打扮的母
親，其實這也是母親為了保護自己的舉動。孫傳芳畢竟不是一個普通之輩，他還有很多黨羽，母親被特赦後也收到過匿名信或恐嚇信。
1941年7月，我們一家又輾轉到了四川合川縣。那裏被日本轟炸得很慘，母親又在那裏開始募捐工作，她發起捐
獻飛機的倡議。當時母親已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靠她的影響力，短短幾個月，她就籌集到了足可以購買3架嶄新戰鬥機的錢。當時主要負責籌建中國空軍的宋美齡
特別感動，為此還特地約見母親，讓母親參加空軍的工作。
